发表于：2026-05-26 10:06 作者：湾融产城科技 浏览量：343
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梳理不难发现，健康的教育生态，必须建立在人格培育与知识传授的动态平衡之上；而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中，长期存在的 “过度偏重知识技能传授、忽视心性与品德培育” 的失衡问题，并非局部的、阶段性的偏差 —— 这种偏差，是以牺牲长期发展潜力为代价，对短期现实功利价值的过度换取。这一失衡，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 —— 在世界各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，都曾出现过类似的 “工具化” 倾向；而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案例，已经清晰印证了这一失衡带来的多重危害。
教育的直接作用对象是作为 “完整的人” 的个体；因此，失衡的发生，最直接的后果，是对受教育者个体成长的割裂 —— 即将人的完整发展需求，窄化为单一的知识获取、技能训练或分数提升，导致人的精神发展、品德发展与心智发展的实际空间被严重压缩。这一危害，并非理论层面的假设，而是已经被大量实证研究极端案例所印证的残酷现实。
从最基础的心理健康维度来看，过度的知识灌输和学业压力，会直接导致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受损，甚至诱发严重的心理问题 ——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25 年发布的《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报告》显示，我国 14-18 岁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27.4%，其中近六成抑郁青少年，曾是班级里成绩排名前 30% 的优等生。而这一数据的背后，是长期被忽视的成长性需求：不少学生从小学阶段开始，就被家长和学校的单一目标 —— 分数排名所绑架，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被文化课补习、刷题、提高成绩的活动填满，完全没有时间进行自主社交、运动和兴趣探索；长期缺乏正向情绪反馈的结果，是他们的心理韧性、抗挫折能力严重缺失，进入大学或社会后，一点微小的挫折，都可能导致极端的结果。2025 年上海七宝中学一名高三实验班学生，因高考小三门差 6 分未能进入清华强基计划，便选择跳楼结束生命 —— 这一极端案例，正是长期 “唯分数论” 下，学生心理韧性极度脆弱的典型表现(100)。
失衡对个体的第二个显著危害，是人格发展的不健全，甚至会导致道德认知的扭曲 —— 过度知识化的教育模式，会让学生产生一种错误的价值认知：即只要学习成绩好，其他方面都不重要；甚至会让他们形成 “技术功利主义” 的扭曲价值观：即认为技术和知识，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，对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，形成了认知上的淡漠。清华大学学生弑母案的罪犯，在庭审时曾说：“从小到大我都觉得，能把考试考好，是对我爸我妈的唯一意义。” 这句话背后，是教育对道德培育的长期忽视：他在中学阶段，被灌输的唯一目标就是 “考高分”；在大学阶段，所有的教育资源，也都向专业知识学习倾斜，没有获得过系统的品德教育和责任意识培育。而在美国，曾被赞为 “完美学生” 的布朗大学枪手，在校园内持枪暴力杀人；在印度，部分名牌大学的高学历人才，用专业技术知识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；这些案例，都是 “知识与人格割裂” 的典型恶果 —— 当知识和技能，失去了人格德性的约束，其应用方向，反而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(101)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长期失衡的教育，还会从认知层面，剥夺学生未来的长期发展潜力 —— 现代神经教育学研究已经证实：6-12 岁是儿童前额叶皮质快速发育的关键时期，这一阶段的长期、过度知识灌输，会引发杏仁核持续激活，损害学生的情绪调节机制、长期认知发展潜能和专注力发展；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项长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，超前学习组的学生，在小学四年级时，创新思维得分比常规组低 18%，学习倦怠感高 41%；这意味着，以牺牲心性发展为代价的 “超前学习”“题海战术”，本质上是一种 “短期功利、长期透支” 的行为：它可以在短期内让学生取得好看的分数，但会透支学生的学习兴趣、创新能力和长期发展动力 —— 而这些能力，恰恰是 AI 时代，个体最核心的竞争力。
此外，过度重视分数、忽视人格培育的教育模式，还会严重压缩学生的社会化发展空间 —— 在现实生活中，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，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、人际沟通能力、社会规则认知能力，甚至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和社会常识；某高校博士，因与邻居的琐事纠纷，无法通过合理沟通方式解决，竟然动用专业知识，对邻居进行恶意技术报复，这就是典型的 “常识盲区” 式低能。事实上，这类 “高分低能” 的现象，在各地的教育实践中并不鲜见 —— 学生掌握了大量的书本知识，但没有学会如何与人相处、如何面对挫折、如何承担责任，无法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应用到真实的社会场景中，最终也无法成长为被社会需要的全面人才(108)。
失衡的第二大危害，是对教育体系自身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—— 当教育将 “知识传授、分数提升、技能输出” 作为核心目标，窄化了 “育人” 的内涵后，教育活动自身，也会从 “塑造完整的人” 的实践，异化为一种单纯的 “技术化工具” 或 “升学手段”。这一异化，直接冲击了我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底层生态规则。
在基础教育阶段，这一异化的直接表现，是 “教育内卷” 的持续发酵，以及整个教育生态的 “系统性退化”—— 在 “唯分数论” 的单一价值导向下，不少学校和家长，将 “提高考试成绩” 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，甚至是唯一目标，由此催生了 “超前学习”“题海战术”“课外补习军备竞赛” 等乱象：学生的学习难度被不断拔高，大量超越学生认知水平两个标准差以上的知识内容，被强行灌输到学生的大脑中；本该用于体育、美育、劳动教育的课时和资源，被文化课教学挤占；课外时间被各种补习班填满；教育活动的边界，被无限压缩为 “应试技巧训练”—— 这种 “军备竞赛” 式的教育模式，本质上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，也是对学生成长潜能的过度透支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扭曲的教育模式，还会反向破坏家校关系：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提高成绩，不得不选择 “鸡娃” 式教育，甚至会用极端方式逼迫孩子学习；而孩子在长期的压力下，也容易出现逆反心理，甚至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—— 教育的 “育人” 价值，在这一过程中被完全消解(106)。
在高等教育阶段，尤其是应用型本科和职业院校中，这一异化的典型表现，是 “技能训练” 与 “素养培育” 的割裂 —— 学校过度侧重专业技能的训练，在课程设置中大幅度增加专业技能课程的占比，大幅度缩减人文素养、职业伦理、社会协作能力等与人格培育相关的课程；师资队伍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专业技能教学上，甚至将 “技能掌握” 作为教育的唯一成果标准。这一导向的直接结果，是培养出来的学生，缺乏基本的职业素养、质量意识和协作能力 —— 部分职业院校的学生，虽然掌握了熟练的操作技能，但缺乏对职业的认同感、责任感；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，掌握了专业理论知识，但缺乏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问题解决能力；在就业市场上，这类学生往往难以适应岗位的长期发展需求，遭遇 “就业难、发展难” 的窘境。而这一问题的另一面，是企业对 “有技能、有素养” 的复合型人才的巨大需求 —— 教育体系的失衡，造成了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错配；而这一错配，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就业市场的紧张局面(132)。
教育是社会的基础工程，其效果具有延迟性；当人格教育缺失时，社会发展的长期根基，会被隐性透支。这一危害的作用逻辑是：教育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承机制，也是社会公共价值的孵化载体；失衡的教育，会持续向社会输出 “单向度的人”，而由这类个体组成的社会，将面临精神文明衰减、公共伦理消解的系统性风险 —— 这一风险，已经在近年来的社会现实中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显性迹象。
失衡导致的首要社会问题，是社会层面的功利化、短期主义思潮泛滥 —— 当教育体系将 “获取知识技能、获取功利性结果” 作为核心目标时，就会向整个社会传递一种 “成功就是分数、就是升学、就是就业” 的扭曲价值导向；在这一导向下，人们会过度追求短期的、物质化的、可测量的教育结果，而忽视了长期的精神价值、道德修养和社会联结的价值；甚至会形成 “知识 = 成功” 的扭曲认知。比如，近年来，部分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将 “提高成绩” 视为唯一目标，完全忽视孩子的品德发展；部分高校的学生，将全部精力用于学习专业知识、考取各种技能证书，却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会公益活动或集体活动；部分高学历人才，将知识和技能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，完全忽视其社会价值属性；这背后，都是失衡教育所孵化出的功利化、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在作祟。
这一功利化思潮的直接结果，是社会层面的道德滑坡、诚信缺失、职业伦理淡漠 —— 长期缺乏系统的人格培育，会让个体的价值判断标准发生扭曲，在面对利益诱惑时，容易突破道德底线；而如果掌握着知识技能的群体，普遍缺乏道德约束和社会责任感，将直接威胁社会的信任基础。近年来，高学历群体的违法犯罪案例数量有所上升，其中不少案例，都是犯罪人员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，来获取非法利益；部分行业的技术人员，为了短期利益，违反行业伦理规范，甚至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—— 这些都是 “知识与人格割裂” 的直接恶果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一危害，还会在产业层面，转化为制约国家产业升级的深层瓶颈 —— 我国当前正在推动产业升级，这一升级的核心支撑，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；但这里的 “高素质”，绝非单纯的技能娴熟，而是 “技能水平与人格素养的双重匹配”。工业生产中的 “工匠精神”，本质上就是建立在职业素养之上的：没有对职业的敬畏心、对工作的责任心、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意识，再娴熟的专业技能，也无法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升级支撑；而失衡的教育体系，恰恰在批量培养 “有技能、没素养” 的单向度人才，这种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错配，将直接制约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进度。
此外，失衡的教育，还会持续消解社会的公共信任基础 ——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，本应是社会公共价值的主要传承者；但在失衡教育的影响下，部分高学历人才缺乏基本的社会共识意识，利己主义、工具化思维严重；这一状况，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隔阂，甚至引发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衰退。从长期发展来看，一个教育体系失衡的社会，必然难以实现永续发展；因为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，不在于拥有多少具备技能的 “工具人”，而在于拥有大量具备健全人格、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 “完整的人”(109)。
通过对中外平衡发展实践的梳理，结合我国当前的教育实际情况，可总结出具有适配性的启示，为我国教育体系重构平衡提供参考性依据。
从中外教育史的平衡实践与理论发展中，可以总结出三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共通规律，也是现代教育体系得以健康运行的底层原则：
第一，“培养和谐发展的人”，是古今中外教育的共同理想，也是教育保持平衡的底层锚点 ——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，成熟的教育体系，均将 “健全人格的养成”，视为教育的核心价值；将知识传授或技能训练，作为实现这一核心价值的工具 —— 而非将其作为价值本身。这一规律，不会因时代的变迁、产业的需求变化而改变；一旦这一价值顺序被颠倒，教育就会立即陷入失衡的风险。
第二，教育平衡的形态，不是静态的，而是随着时代发展需求动态迭代的—— 当社会处于动荡或产业升级阶段，对实用人才的需求激增，教育会适度强化知识传授或技能训练的维度，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；而当社会发展进入稳定阶段，对人才的综合素养需求提升，教育又会通过课程改革、评价标准调整等方式，重新强化人格培育的权重。这一动态迭代过程，是教育系统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教育实现长期平衡发展的内在机制。
第三，实现二者平衡的关键路径，在于融合，而非分割—— 成熟的教育平衡实践，从来不是将人格培育和知识传授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教育板块，而是依托 “实践” 类课程作为中介，将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，三者进行有机融合，渗透到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：在实践中获取知识，在实践中磨练技能，在实践中内化价值认知。这一 “实践融合” 的逻辑，是破解 “两张皮” 问题的关键；没有实践作为支撑，人格培育，只能停留在理论宣讲的层面，无法真正入脑入心。
尽管中外教育在平衡发展的底层逻辑上存在共通规律，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、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，中国与西方的平衡实践模式，在价值优先级、实现路径和制度支撑三个维度，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差异；在借鉴国际经验时，必须首先识别这些差异，不能直接照搬别国的经验模式：
• 价值优先级差异：中国的平衡教育范式，植根于儒家文化的土壤，呈现 “德性优先” 的底层特征 —— 即人格培育，尤其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培育，始终被置于教育的首位；知识传授的价值，必须以 “服务德性养成” 为前提，这一逻辑，贯穿了中国教育数千年的发展历程；而西方的平衡教育范式，则起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，更侧重 “理性与道德的协同发展”—— 它将人的发展，拆解为 “理性能力” 和 “道德能力” 两个平等的维度，二者没有明确的先后之分，教育的核心目标，是通过理性的发展，来促进道德的成长；道德的养成，反过来又会支撑理性的进一步发展。
• 实现路径差异：中国的平衡教育实践，强调 “行” 的核心作用 —— 即通过 “实践躬行”，将道德认知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结合，在实践中，实现人格的完善；这里的 “实践”，更侧重日常的生活实践、家族内部的实践、社区公共活动的实践；而西方的平衡教育实践，更侧重 “产教融合” 的路径 —— 即通过工业生产实践、职业实训实践，在真实的职业场景中，同步完成职业技能训练、职业伦理培育、社会协作能力提升等多维发展目标。
• 治理逻辑差异：中国的平衡教育实践，更依赖于顶层政策的自上而下推动 —— 从古代的官学体系，到现代的教育方针、课程标准以及评价体系的配套变革，均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筹设计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；而西方的平衡教育实践，更强调地方的自主权，以及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 —— 比如，德国的双元制模式，是由地方政府、行业协会、企业、学校四方协同设计，在区域范围内推行；瑞士的职普融通模式，也是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区域产业发展特点，来进行个性化调整的，国家层面，只制定基本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标准。
通过对中外成熟平衡实践和理论的梳理，在破解当前我国教育的失衡问题时，需要从历史传统中汲取经验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，应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、社会制度与教育现状，走出一条本土化的平衡发展路径；具体来看，重构平衡发展的底层架构，需要重点从四个维度系统推进：
第一，在顶层设计上，要回归 “立德树人” 的教育根本，重构完整的教育价值体系—— 这一重构，绝非简单地调整几门课程的课时比例，而是要从根本上扭转 “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唯就业、唯论文” 的功利化评价导向，将 “健全人格的养成”，作为教育工作的核心目标，纳入到教育评价体系和行业评价标准中；重新明确知识传授的价值定位：即知识传授，是实现人格发展的重要载体，而非教育的唯一目标；将德性养成，置于整个教育价值体系的核心位置 —— 这也是新时代我国教育 “立德树人” 的根本要求。
第二，在实施路径上，要强化 “五育融合”，依托实践的中介，破解 “两张皮” 问题—— 我国当前推行的 “五育融合” 政策，是契合中国教育传统的、重构平衡的系统性方案：它将人格培育的内容，拆解为德育、美育、劳育三个明确的课程维度，将智育、体育作为平衡发展的基础支撑，融合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；而 “融合” 的关键，在于找到具体的抓手 —— 可以借鉴古今中外成熟的实践模式，如古代书院的 “躬行实践”、陶行知的 “教学做合一”、德国的 “双元制” 等，将实践活动作为载体，在国家层面的课程标准中，明确实践类课程的法定课时占比；组织学生深入社区、企业、农村，参与劳动锻炼、社会公益服务、行业项目实践、研究性学习等多样化的实践活动，让学生在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，实现知识、技能、德性的同步成长，真正做到学做结合、知行合一。
第三，在制度保障上，要系统推进 “职普融通”“产教融合”，构建多层次的平衡发展体系—— 从宏观的教育体系架构层面，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边界：在基础教育阶段，保留普通教育的人文类课程优势，加入职业技术类的通识课程，让学生建立对产业实践的基本认知；在职业教育阶段，借鉴德国、瑞士的成熟经验，强制开设德育、人文素养课程，加大实训环节的教学力度，将职业技能训练与职业素养、职业道德培育，二者进行深度融合；在高等教育阶段，强化文理交叉、产教融合，打破学科壁垒，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人文精神、科学伦理的内容，搭建 “人文 + 专业” 的完整课程体系。
第四，在协同机制上，要唤醒社会的价值共识，构建家校社协同的平衡发展生态—— 教育失衡问题的出现，并非学校单方面的原因，而是整个社会功利化导向下的共同结果；因此，重构平衡的教育生态，绝非学校单方面的努力所能实现的，必须凝聚家庭、学校、社会三方的协同合力，在全社会形成 “健全人格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” 的价值共识：政府层面，要通过深化教育评价改革，扭转 “唯分数论” 的单一评价导向；学校层面，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探索 “实践 + 融合” 的教学模式；家长层面，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、道德品质，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；社会层面，要营造 “不唯学历重能力、不唯文凭重素养” 的人才评价氛围，真正形成 “立德树人” 的合力。
《礼记・大学》有云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 这句话，道出了教育的本质价值，绝非单纯传授知识技能，而是通过知识传授的过程，塑造健全的人格、传承社会文明、推动社会进步。纵观中外教育史，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历史规律：教育的工具性价值，即知识传授、技能训练、赋能就业，只能在短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；只有将知识传授，锚定在 “塑造健全人格” 的核心目标上，教育才能真正实现赋能个体发展、推动社会进步的长期价值。
当前，我国社会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教育的发展逻辑，也在从 “规模扩张、数量优先”，向 “质量提升、价值优先” 快速转型；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，更是进一步放大了 “完整人格” 的价值优势 —— 那些机器难以替代的人文素养、批判思维、价值判断、同理心与责任感，已经成为个体在未来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核心竞争力。这一背景下，我国教育长期存在的失衡问题，已经到了必须系统性校正的阶段：若继续偏重知识传授，忽视心性培育与德性养成，培养所谓的 “单向度人”，将不仅制约个体的终身发展潜力，还会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，甚至侵蚀我国永续发展的精神根基。
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 在重构平衡发展体系的过程中，我国需要吸收借鉴德国、瑞士、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成熟经验，但更需要赓续自己的优秀教育传统 —— 从古代儒家 “君子不器” 的理想人格，到近代陶行知的 “生活教育”，再到现代 “五育融合” 的教育改革框架，中华文明积累了大量成熟的平衡教育实践经验。面向未来，我国教育需要以史为鉴、兼收并蓄，立足本国的文化传统、教育实际，以 “立德树人” 为根本目标，以 “五育融合” 为基本实施路径，以 “实践育人” 为核心抓手，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、课程体系改革、教学模式改革，理顺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教学实施、评价方式之间的底层逻辑关系，重新构建 “全人格发展” 与 “知识技能传授” 之间的动态平衡，从而真正培养出大批具备健全人格、高尚品德、扎实技能、全面发展的 “完整的人”，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。
